看点 频频颁布的教育新政，让当下的教育格局出现剧烈变化，其中对于民办教育的改革，更是引起大众热议。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于7月23日举行的“教育新政下的民办学校”研讨会上，就此事件发表主题演讲，他觉得：民办教育的商业化与资本化进步，正加剧择校角逐与父母的焦虑，脱离了其教育多元化的目的。教育应当成为全社会一同参与的事业，进步民办教育，要以更大的视线对待，需要规范设计和法律保障。
文丨杨东平 编丨Travis
我感觉目前举行这么一个研讨会，正当其时，回话了民办教育面临的严峻形势。刚刚大伙讲的我都赞同，民办教育面临的，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整体性的问题。
目前的教育新政，非常重要的几项：
一个是规范和调整民办教育的进步
一个是强力打压课外培训机构
另外一个是高中阶段的普职分流
这几个政策都是惊天动地的，好像也没什么讨论、征求建议、没预案。从依法行政的角度，就不好说了。
杨东平
那样，为何近期这两年国家的民办教育政策发生这样巨大的转变，它的依据或缘由到底是什么呢？
需要看到近期一二十年来，整个基础教育的格局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可以说是出乎意料的。
这个新格局，就是在公办教育以外，民办教育形成了庞大的体量；在公办和民办学校以外，又出现了第三个种类——课外培训教育，体量更大。
这使得教育的功能发生了非常大的紊乱，最突出的就是全民性的教育焦虑，教育本钱增加、学业负担增加，达到了“天怒人怨”的程度，最后引发了最高决策。
另外一个大背景，是中国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普及了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也进入了“普及化”的行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5%。基础教育由过去极其短缺和匮乏的状况，进入总体不太差钱的状况。
这是认识民办教育政策调整的大背景。民办教育的贡献刚刚讲了，是很显著、很巨大、不能否认的。
但，为何会发生政策调整？民办教育的问题，或者说它的另外一面，也需要认识。
第一，是体量过大的问题。
尽管民办小学初中校生占比全国总体在10%上下，是比较适当的；但在不少大城市，包含农村县域，民办教育学生的比重能达到30%、40%、50%、60%，这种现象是世界各国都没的。
需要看到，所有国家的义务教育都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举办的，以公办教育为主，是一种基于社会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
尽管公办学校存在如此那样的问题，它仍然是占绝对比率的主体。在欧洲国家，它的比重一般在3%、5%、7%，日本是2%。由于这是一种国家责任、政府责任。绝不会说一个区域的教育结构，公办学校退居第二，而以私立教育为主。
前两年教育部通报的一块事件，湖南耒阳县，它的民办教育占到了60%，要把一些公办学校的学生分流到民办学校，引发了群体性事件，这是一个典型例子。民办教育体量过大，肯定是个真问题。
这背后是政府行为的变化。
20年以前讨论民办教育促进法时，主如果要克服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就像进步民营经济一样，给予民办教育支持和鼓励。
20年将来，在民办教育体量很大的区县，它包括了两种行为。一个是政府卸责，把进步教育的责任推给市场，政府可以节省很多财政经费。二是存在不少利益勾兑。比如有些教育局长为自己安排后路，退下来将来，去民办学校当董事长。一篇时尚的网文“怎么样绞杀公办学校”，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第二，民办教育具备非常强的营利性，我觉得也是真问题。
从宏观统计、宏观数据来看，平均之后这好像就不是个问题。但在一个地区内、学校内，这个问题还是很明显的，就是教育本钱的增加。
在20年以前，拟定民办教育促进法时，讨论的焦点就是围绕合理回报问题。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必要的阶段，只有当社会财富很大丰富之后，才能谈非营利。
到了今天，与当初倾家荡产办学的状况已经非常不同了，已经形成了一种成熟的规模化的商业模式，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合谋，与资本市场、房产市场结合来营利。通过引进挂牌的民办学校，拉高学区房价格，学校的最后目的是上市。
大家在上海开过几次民办教育研讨会，旁边总有人在现场招商游说，问你需不需要上市，大家提供服务。
假如一个民办学校以上市为追求的话，那样它的行为就是办企业，而不是办教育了，这是很明确的。
不久前，衡水系的“第一高中集团”上市就是典型的例子。衡水各地的分校得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地方政府批地、投资建校舍，拉动房产，学校以“轻资产”的模式集体打包上市。
这种商业化、资本化进步的直接后果，就是很大地加剧了大城市的择校角逐，加剧了父母焦虑。
在很多中心城市，幼升小、小升初的择校角逐，主如果围绕民办学校的角逐。因为民办学校享有“民促法”规定的自主招生的权利、考试招生的权利，它把一个区域的高分学生都招去了，因此它的中考成绩远远高于公办学校。
上海前几年几个区的统计，平均高于公办学校40分。那父母一定不淡定了，想方设法地角逐民办学校。
但民办学校的这种办学成绩主如果因为提前招生、考试招生，也就是大家说的掐尖行为。
所以2018年将来，上海第一进行试点，实行公民同招，就是两者同一天招生，不允许提前招生，也不允许民办学校考试招生。
民办学校的招生优势一消失，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角逐立刻就平缓了，生源分布更均衡了。所以民办教育对教育公平的影响，是有方方面面的。
另外一个要紧事实，是民办教育并没出现大家期望的教育多元化和革新性，所有些民办学校都在升学率角逐的单一轨道上与公立学校角逐。
大家有一次讨论，问一个民办学校校长，他说应试教育最激烈的学校，都是当年的转制学校，是90年代末从公办学校“转制”过来，它的前身是公办学校，也就是大家说的“假民办”。
民办学校的问题，非常大一部分是“假民办”导致的。这导致了民办教育的“边缘行走”状况，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处境当中，不可能真的根据我们的意愿来进步。
我觉得这个现象还有另外一个缘由：这么多年来民办教育的进步，基本是企业家办学、资本家办学，没走上教育家办学的道路。
为何民办教育进步至今，只有企业家才可以办学呢？由于政府把民办学校的门槛设得特别高，诸如建设规模、土地面积、学生人数等等，包含婴幼儿园的规范，需要都很之高。即使后来放宽了条件，北京“小规模园”的规范，也要有一两百人的规模。
所以以今天的政策，无论孔子还是陶行知都是办不了学的。
作为一个比较，在丹麦，举办学校、婴幼儿园是公民的权利，任何一个父母都可以举办婴幼儿园，它的普惠性婴幼儿园是以家庭和社区为依托的，而不是以大企业和资本。
只须招满18个学生，持续办学一年以上，就能合法化，申请成为正式的婴幼儿园，获得政府提供的占办学本钱70%以上的财政支持。它的办学权是开放的。
尽管这与中国的现实还很遥远，但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规范设计的理念。
所以，今天大家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视线来看待民办教育。要紧的是面向大部分人、大部分家庭、大部分社区的民办学校。
大家要看到在农村有很多面向留守儿童的民办学校，在珠三角区域，有很多主要招收流动儿童的民办学校。它们一般在大家的视线外，大家讨论的主如果资本家举办的学校。
大家看不见的民办学校还包含什么呢？还有正在北京、成都、深圳、大理等地出现的城市边缘的革新型小规模学校，是由一些中产父母和海归举办的，它们很多还没办学资质，总是也有几十个学生；但中国的教育革新主要出目前这种学校。
还有一类是具备不同文化或宗教取向的父母的自办学校，包含国学教育、基督教的学校等等，都是“黑学校”。
还有一种民办或自办教育的种类，是“在家上学”。在美国、法国，私立学校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满足文化和宗教多样性的需要，印度人有印度人的学校，伊斯兰有伊斯兰的学校，而且完全是非营利性的。
大家的教育新政，第一需要依法行政、依法治教，保护私人财产，保护民办学校的合法权益。
即使要做出一些政策调整，也应该是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在保护私有财产的首要条件下，做到通情达理、合情合理，该补偿的补偿，该赎买的赎买，而不可以采取没收充公的暴力办法，这在一个法制社会是很难想象的。
根本解决民办学校的规范困境，需要有面向将来的规范设计。应当在学习化社会的框架下，渐渐淡化学校的所有制性质，公办学校、民办学校都要在“非营利组织”的框架中加以规范。
不然，有些问题说不通。比如：
为何一些公办学校可以在全国各地举办分校、贴牌收费，具备非常强的营利性？
另外，根据同等看待、一同进步的定义，为何公办学校又不可以具备与民办学校同样的办学自主权？
难道办学自主权是由经费属性而不是学校进步的逻辑和教育规律所决定的？
大家看到海外基础教育改革的基本事实：
主要通过改革公办学校办学体制，实行教育家办学，解决公办学校平庸化的问题，增加教育的选择性、多样性；
而不是让公办、私立学校互相角逐，或者成为一场化公为私的改革。
就促进教育的多元化 高质量而言，改革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是与进步民办教育同样要紧甚至更为要紧的路径。
大家需要超越狭义的“私立学校”、民办学校的定义，打造“大民办教育”的定义，其实质是还权于民，开放各种社会力量办学，包含教育家、父母和社区的自主办学，使教育真的成为全社会一同参与的事业，这也正是学习化社会的应有之意。
